《古今圖書集成·歲功典第十五卷》關于陳州的記載。

太昊陵統天殿

崔中玉 文/圖

“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”祭祀，這一古老而莊嚴的儀式，深深鐫刻于華夏文明的記憶之中。在周口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——從太昊陵的晨鐘到太清宮的暮鼓，從女媧祠的裊裊青煙到商王陵的蒼蒼古柏——祀典文化猶如那一條條溫柔的黃絲帶，連綴起時光的碎片，讓我們得以窺見文明根脈的悠長與深沉。

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，陳人“好祭祀，用史巫”“國多淫祀”，寥寥數語，道出了古陳大地祭祀風習的悠久淵源。民間祭祀，雖難以考其確切起源，卻早已融入百姓日常的煙火之中。清雍正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描繪的“正月十六日，（陳州）闔郡士民辦香，詣太昊陵奠獻，觀者因而為市，抵晚登城。士女往來，周圍肩相摩也”，正是這份鮮活傳統的歷史寫照。如今，淮陽太昊陵廟會的熙攘人潮、鹿邑老子廟會的喧天鼓樂、西華女媧廟會的連綿香火，依然承續著這份跨越古今的虔誠與熱鬧，成為周口民間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觀。

然而，嚴格來講，“祭”和“祀”在古代還是有著微妙區別的。古籍有云，“祀，祭無已也”，強調“祀”是一種制度性祭祀，常指國家層面的祀典活動。相較于民間祭祀的質樸喧騰，官方祀典更注重禮制框架，彰顯著歷史的厚重與文明的莊嚴。

史書記載，古陳大地一直都是封建王朝官修皇祀的重點區域，不少活動都被鄭重列諸祀典。比如，洪武九年，朱元璋遣官行視歷代帝王陵寢36處，并下令每三年一降香致祭，陳州便占了2處（伏羲、商高宗）。由此可證，祀典文化一直是古陳大地的鮮明特色。

官方赴陳致祀的傳統最早可追溯至漢代。《后漢書·孝桓帝紀》載，延熹八年，漢桓帝曾兩度遣使至苦縣（今鹿邑）祭祀老子，并由陳國國相邊韶執掌禮儀。在儒家禮制嚴謹的漢代，帝王如此專使致祀，實屬罕見，也為古陳大地的官方祀典開啟了先聲。此后，歷代王朝相繼沿襲，使這份對先哲的崇敬在禮法之中有序傳承。

三國時期，曹丕在故陳焦（譙）邑一帶置譙國。隋在譙郡置亳州，唐時今鹿邑縣一帶改屬亳州。但老子太清宮并未因行政區劃的改屬而陷入低谷。相反，李氏王朝將老子尊奉為祖，追封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并改老子故里為真源縣，以示尊崇。唐高宗曾親赴鹿邑太清宮祭拜，唐玄宗亦遣玉真公主前往致祭，皇家推崇使得老子祀典影響更加深遠。北宋時期，祀典文化達至高峰。宋真宗以國家典禮規格拜謁太清宮，所立《先天太后之贊碑》等遺跡，至今猶存。與此同時，太昊陵、商高宗陵的祭祀也被納入國家禮制。北宋王汾在《修商王高宗廟碑》中寫“陳州西華縣北二十里曰長平鄉，商王高宗之陵在焉”“見于地志，列諸祀典，固已久矣”，為商王祭祀提供了典制依據。《宋史》所載“歷代帝王三年一饗”“陵寢令近戶守視”等規定，標志著先賢祭祀在此地已形成完整體系。

此后，祀典傳統在朝代更迭中延續不絕。金代將“仲春之月祭伏犧于陳州”載入國家祀典，金章宗承安五年，還遣使赴衛真太清宮祭拜。明代雖因太清宮遭毀，官方祭祀一度式微，但朝廷對太昊陵與商高宗陵的祀典卻愈加重視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即“遣官祭歷代帝王陵寢”，并御制祭文致祭太昊陵，將“三年一降香致祭”定為常制。明洪武四年遣會同館副使路景賢致祭陳州太昊陵后，從明洪武十三年至清乾隆二年，又先后21次遣官同時致祭太昊、商王二陵。這些記載被鄭重收入乾隆《陳州府志》，成為不朽的歷史見證。

千百年間，祀典文化在周口這片土地上不斷生長、沉淀。史冊中的記述、石碑上的銘文、廟會中的鼎沸人聲，共同織就了一幅深邃而溫情的歷史畫卷。當現代腳步叩響古老的門扉，我們依然能從那莊嚴的禮儀與熙攘的香火中，觸摸到先民對天地祖先的敬畏、對文明傳承的執著。這縷跨越時空的香火，不僅溫暖著過往的歲月，也照亮著我們共同的來路與歸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