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文通

李賀孱弱地躺在病床上，全身疼痛難忍，只能佝僂著身子。他蠟黃的臉如透明的紙，目光游移，帶著恐懼。他輕輕拉著我的手，緩緩地說：“三舅，你就當我去很遠的地方出差了。你會想我嗎？”

我淚珠直掉，緊閉嘴唇，努力不讓自己發出聲音。

孩子，你到哪兒，我都會想你。

李賀今年三十四歲，是三姐唯一的兒子，四年前患了黑色素瘤，一直與病魔作斗爭，可癌細胞已經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，在我眼前一點點變得不堪一擊。

他成長的每一步都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，哪怕他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，在我面前依然膽怯、害羞。他把我當成知心朋友。他雖是我的外甥，我卻視他如親生。他陽光、真誠、和善，有著和三姐一樣的品性。他也爭氣，家庭、事業都美滿。可就是這樣一個善良懂事的孩子，上天竟然要剝奪他享受陽光的權利。他有父母、妻子和孩子，還有未盡的義務，卻要離開這個還沒來得及享受的世界，拋下他摯愛的親人。

是生活太殘酷，還是命運本就不公？

三姐五十八歲了。十年前，二十一歲的女兒意外死亡，三姐幾乎“死”了一回。她淚干了，心碎了，呆呆地望著天空喃喃自語：“上天啊，你對我不公！你咋不讓我去死？”那撕心裂肺的痛，在每個夜晚直擊親人的心。如今兒子又要離去，一把尖刀再一次插進她的心窩。一個善良的女人被悲痛折磨得死去活來。

我能看見三姐的心在滴血。

我們姊妹七個，我排行第六，三姐大我八歲。她小學畢業時，父親給她兩個選擇：一個是繼續上學，一個是在家帶兩歲的我。三姐知道母親辛苦，選擇輟學帶我。我的童年是在三姐脊背上度過的。我三歲時，碾麥用的“撈石”把我的腳砸得粉碎性骨折，三姐背了我一年。有時她想和伙伴玩，就背著我，不讓我下來。一次，我在她背上咬了一口，頓時鮮血淋漓。三姐哭了，但沒打我。她用紗巾蒙著我的眼，哭著唱：“俺弟睡，俺弟瞌，俺弟睡了我做活。”

直到現在，三姐背上還留著我咬的疤痕。

我上初中住校，三姐每周兩次給我送糧食和饅頭。初三那年冬天，有一次三姐天不亮就冒著大雪給我送麥子，走到半路連人帶車摔進溝里。車騎不了了，她扛著麥子一瘸一拐走到學校。我看見她時，她渾身是泥，頭發上掛著冰碴，汗水和著雪水浸透了她的衣服。“弟弟，我來晚了，沒耽誤你吃飯吧？”她站在風雪里喊我，從懷中掏出幾個饅頭塞給我，“怕涼了，一直捂著，趁熱吃吧。”

她扛著麥子交到學校加工廠，幫我領了飯票才離開。看著三姐消失在風雪中的背影，我眼前模糊一片。

三姐最像母親，個子高、力氣大，憨厚老實、不善言辭。她陪伴我成長，即使結了婚也沒離開。為了幫父母多干幾年活，她二十八歲才結婚。姐夫也是個老實本分的人，會修車的手藝，在縣城開了個修車鋪。我上三年師范的花費，都是三姐和姐夫在叮叮當當的修車聲中湊出來的。

三姐命運多舛。姐夫得了腦梗，修車鋪關了，三姐就靠蹬三輪車養活一家人。每次見她，她從不叫苦，總說日子過得很好。我參加工作后，有一次去看她，鄰居對我說：“你姐蹬三輪，車被沒收，在停車場哭好幾天了。”我趕到停車場，看見三姐一邊拍著大門一邊哭喊：“還我三輪吧！我以后不拉人了！”

我如夢初醒，原來我的姐姐生活如此艱辛。

我拉著她說：“姐，咱不要了。”三姐不舍，仍不停地哀求。回到家，為不讓我擔心，她立即換掉破爛不堪的衣服，穿上新褂子，臉上露出笑容。她仔細看著我，拉著我的手心疼地說：“你咋瘦了？在外面不能虧待自己。”看著她粗糙的雙手，我說：“姐，以后別蹬三輪了，我給你錢，和對媽一樣。”三姐卻責怪道：“對媽好是責任，對姐不應該。你自己有家，姐不能要你的錢。”我每次給她錢，都要和她糾纏半天，直到她送我走時，我隔墻把錢扔過去，她又跑著追我，追不上才算完。

那幾天，初冬的寒風一直刮，門外寒氣逼人，天陰沉沉的。外甥李賀躺在醫院病床上，三姐在家哭泣，兩個孩子一直問爸爸去了哪里。

我問自己：好人不一定有好報嗎？就像種莊稼，勤勞也未必有好收成？但總有人會不辭辛勞去耕耘，他們種的不只是一季莊稼，還有內心對豐收的希望。

也許，這世間的苦，本就無法逃避。有多少人還在經受生活的折磨和苦難？有多少人仍在夜晚默默哭泣？我們能做的，不過是在苦難面前咬牙撐著，在心痛時學會堅強，在離別時留下回憶。度人先度己，好好活著，才能守住那些愛的人，留得住那些溫暖的瞬間。

風還在刮，但刮不走三姐背上的那個牙印，因為它在歲月里已經開成了花。三姐的脊背被生活壓彎過，但從未折斷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