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06月10日
——阿慧《大地的云朵》閱讀札記
劉成勇
一口氣讀完阿慧的長篇散文《大地的云朵》，重新找回了近年來少有的閱讀快感。這種感受不僅來自書中記錄的一個個鮮活的采棉工的故事，近乎素描的寫作方式，具有濃郁豫東特色的人物語言，更主要的是從中看到了文學(xué)介入生活、表現(xiàn)生活的可能性。
在作品中看到了幾近于生活素顏的文字描寫：阿慧不矯飾、不隱諱地記錄下三十多位周口籍拾棉工在新疆棉田生活勞作的點(diǎn)點(diǎn)滴滴。她們豪放潑辣、幽默豁達(dá)，以讓人汗顏的坦率表達(dá)著自己的喜好憎惡。從當(dāng)下文學(xué)思潮的角度來定義，她們就是“底層民眾”。
自上世紀(jì)80年代以來，“底層如何文學(xué)”一直是當(dāng)下作家面對底層時困惑的問題。除了苦難渲染和道德義憤，作家們?nèi)鄙贁⑹龅讓拥膶懽鹘?jīng)驗(yàn)，與底層生活也始終存有隔膜。在作家的想象式體驗(yàn)中，“底層”異化為精英知識分子表達(dá)個體審美趣味、藝術(shù)觀念和文化思考的敘事符碼。這就造成底層敘事的一個悖論：底層一直在，但卻無法被表述。細(xì)究起來，造成這種悖論的緣由在于，久處于文學(xué)體制內(nèi)部的惰性使得作家不能沉入底層，去感受真真切切的底層生活。毫不懷疑作家們同情底層的寫作倫理，但因缺少對底層的感知和提煉，寫出來的作品高高在上、不接地氣。
底層就只有苦難和哀怨？歡欣和幸福與底層絕緣？這種有意的敘事配置無疑是對底層的誤解和扭曲。拾棉花肯定不是浪漫主義者筆下的田園牧歌，可拾棉工也不一定就是控訴命運(yùn)不公和正義缺失的社會失敗者。在阿慧的筆下，拾棉工辛苦勞作，用鄧金國的話來說，就是“扛上日子走”。但就是這樣一個飽經(jīng)滄桑、屢遭不幸的老人，卻對同樣不幸的楊老板產(chǎn)生同情。鄧金國的故事本就在那里，而阿慧也像來到新疆的拾棉工一樣，湊巧拾到了這樣一朵“棉花”。如果沒有阿慧的行走，也就沒有鄧金國故事的自我呈現(xiàn)。
也許，底層本就是一個豐富多樣、復(fù)雜多變的流動概念。只有行走，才能觸摸到變動不居的底層生命肌理。在行走中攫取原生經(jīng)驗(yàn)，是寫作的前奏，也是優(yōu)秀作品問世的根本。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行走就一定能有好的作品問世，還需要作家放下身段、降低姿態(tài)，用心傾聽生活的訴說。就像阿慧所言：寫作者要想獲取生活的直接經(jīng)驗(yàn)，必須把自己放置于他人的生活之中。
無意之中，阿慧鏈接上“人民文藝”的寫作傳統(tǒng)：深入民眾，體驗(yàn)生活。其實(shí)，從五四新文學(xué)到左翼文學(xué)，作家們都是以“舍我其誰”的使命感和責(zé)任感行走在中國大地上，講述著不同時代的中國故事。行走就是作家用身體在大地上敘事。在行走中，作家不斷與各種各樣的生活、各種各樣的人相遇，也不斷獲得生活的新鮮感受。他們以在場者的身份留下了時代的真實(shí)面影，作品也因此成為社會的縮影和歷史的見證。
